浙江奉化创新设立环保议事厅
前已述及，根据我国《立法法》有关法律保留的规定，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的很多内容涉及法律保留事项，相应地，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的立法类型只能选择法律。
其三，包干额度和分配方案频繁变动且缺乏统一标准助长了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目前较为主流的描述方式是通过历次宪法修正案出台背景及其内容的描述呈现宪法文本所经历的主要变化，是为修正案范式。
这一领域的制度空白先后由《律师法》和《监督法》填补而成。[138]理念层面对宪法解释的重视并未通过实践加以贯彻。[37]从文本上看，人民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权力机关都有权通过一些法定程序对人民法院的工作开展监督。[2]持这一观点的主要是海外一些从事中国法研究的学者。协商解决不了的，报它们的共同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
（九）诉讼和仲裁制度。1．修改宪法受到诸多限制中共中央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于修改宪法所持的态度经历了一些转变，而转变的方向是尽可能少用慎用这一程序。中国宪法学尽管形成于对欧美宪法理论的引进与移植，但中国文化所具有的韧性和生命力也不可否认。
在中国，立宪主义原理可解释为宪法根本法属性的学理化、价值化。（二）中国宪法学学科建设的体系化宪法课程的出现奠定了宪法学在中国的独立学科地位。（二）中国宪法学话语的国际传播经过百余年的历史变迁，中国宪法学逐渐形成了具有一定自主性的话语体系，为人类法治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1949年10月，新中国华北教育委员会发布了《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开设了全新的法学课程体系，其中包括宪法学原理。
章程盟约强调了宪法的契约属性。在宪法学原理体系的历史变迁中，宪法理念较之于宪法原则发挥着更为基础的作用，形塑着宪法学原理的本质。
而缺乏规范性的历史主义，则将是一堆事实性的碎片。中国宪法学自主话语体系蕴含着中华文明对于宪法制定和实施的自我理解，代表了中华民族对于宪法权威与尊严的价值信仰。（一）历史是构建宪法学知识体系的重要起点知识体系本质上是特定思想、理论与知识的体系化。其中，概念体系是学术体系的基础，原理体系是学术体系的核心，方法体系则是连接概念体系与原理体系的纽带。
一般而言，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体系包括知识、理论与方法等结构性要素。此后，在作新社出版的《政类法典（甲）：历史之部》、湖北政法编辑社出版的《西洋史》等著作中，立宪主义概念亦频频出现。随着中国学界在日本学说的影响下主动选择宪法而非其他语词对译constitution，这层根本法的内涵自然就成为了中国宪法学界在不同历史时期理解、界定宪法概念的一种共识性前见。这些研究不仅初步完成了中国宪法学概念的体系化工作，而且挖掘出了以宪法监督、宪法实施、依宪治国、合宪性审查为代表的具有标志性、原创性的中国宪法学概念，为中国自主的宪法学概念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基于对宪法学文献的历史梳理，本文认为，宪法课程体系体现了中国宪法学独立学科建设的序幕，并通过科研实践中宪法学学科矩阵的建设与完善，中国宪法学自主学科体系得以初步形成。然而，当前中国的宪法学研究以规范主义为主流，未能充分重视历史主义的研究进路。
后者则注重从实然层面对规范性的宪法学理论进行历史梳理与考察。在实质方面，根本法意味着宪法内容的根本性，即要求宪法规定一国最为根本的内容。
从概念结构上看，中国宪法学自主知识体系主要包含以下三个层次：第一，它是一种宪法学的知识体系，具有体系性。另一方面则是宣传途径与方式僵化，未能使中国话语与时代主题、他国的关切同频共振。其中，前两者代表了宪法概念之所指，后者则代表了宪法概念之能指。此种理解根植于中国文化传统中礼曾经发挥的作为宪法古义的根本法功能，并经由宪法语词的固有内涵，嫁接到了中国宪法学对于现代宪法概念的界定之中，最终塑造了中国自主的宪法概念。在中国，学界通常认为宪法概念是日本学者假借汉语宪法语词转译西语constitution，进而传回中国的和制汉语。一般而言，围绕它的学术建构应当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的分析框架中展开。
1999年，根据教育部高校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的要求，中国大学在法学一级学科之下统一设置14门必修的核心课程，宪法学也位列其中。律例代表了宪法的法律性。
它与宪法概念相辅相成，两者从不同范围与程度上反映宪法与社会生活的相互关系，如果说宪法概念表现一种静态的价值体系，立宪主义概念则反映指导社会生活的动态价值体系。该规程将宪法设为法科必修课目的同时，不再对国法学、国家学做出规定。
在宪法学领域，主体性具体是指在一个国家的宪法发展过程中，应当以本国的宪法为根本，在此基础上逐步构建符合本民族文化心理、国情的宪法学说与宪法体系。例如，国例国宪建国法等译名突出了宪法概念与国家建构的关联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宪法学研究尽管在问题意识层面逐步确立了扎根中国实践、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宗旨，但在理论供给层面，仍将移植德日、苏联、英美等域外宪法学理论作为学术发展的主要动力，由此形成了以域外理论解释中国实践的研究范式，并长期居于主流地位。根据学者考察，现代意义的宪法概念传入我国，最早可追溯至1837年。不过，由于方法论研究本身在当时并未受到宪法学界特别关注，关于各种研究方法及其相互关系的条理化、体系化严重不足，致使民国宪法学对于宪法学方法论的理解与运用呈现出了某种碎片化的特征。在此基础上，还有一个如何建构的问题亟待进一步解答。
宪法学属于法学的学科分支，不仅具有政治性，而且具有规范性。这一分科方式也反映在德国学者那特硁（Karl Rathgen）所著之《政治学》，以及留学早稻田的学者杨廷栋所编辑之《政治学》等教科书中。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中国宪法学相继确立科技宪法等新兴的交叉学科，并形成了诸如信息自决、数字人权、生命宪制等全新的宪法概念、原理与制度，推动了宪法学在法学学科体系外部的体系化建设。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我国理论自信不足，未能在国际上有力地主张中国宪法学的标志性概念、原创性观点。
为此，如何在体系化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国宪法的历史与实践，进一步推动中国宪法学概念的精细化，成为下一阶段中国宪法学研究的重要任务。随着方法论研究的逐渐成熟，学界普遍承认，各类宪法学方法论的运用都以宪法文本为依归，并建立在最低限度的解释学的基础上。
所谓立宪主义，是指一种依宪制约国家权力和保障人权的政治原理。目前，中国宪法学概念研究在总体上仍显粗糙，还存在不少概念上熟悉的陌生人，例如公共利益、宪法渊源、法律保留等等。最终，文化大革命的爆发终结了1954年宪法及其所凝聚的社会主义话语，并在1975年的宪法全面修改中被扩大化的阶级斗争话语所取代。相较于其他竞争性概念，宪法一词则指向了宪法的根本法属性。
它不仅从主权在民的维度为主权原则指明了发展方向，从立宪国与法治国相等同的维度为法治原则塑造了建设目标，同时奠定了基本权利保障原则与权力制约原则的理论基础。最终，随着学科体系的繁荣与发展，知识体系将进一步发展出在人类社会的可沟通可传播、可分解可整合、可应用可转化的话语体系。
不可否认，该研究范式曾经为中国宪法学的恢复、重建与繁荣作出了积极贡献。方法论的多元化极大提升了民国宪法学的学术品质，出现了一系列综合运用多种方法论的宪法学研究，例如程树德《宪法历史及比较研究》、张知本的《宪法论》等等。
它在发生学上既有逻辑起点，又有历史起点。晚清御史高树在1906年的一封奏折中就曾指出，惟是宪法二字，中国经典罕见，应释宪法二字之原委以正俗说而杜流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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